“从可园出发——百年广东花鸟画文脉探微”（二）丨 从可园到十香园：“二居”画学的启示

东莞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，地处南海之滨，自古以来，中原移民文化、百越文化、海洋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合交汇，培植了东莞开放兼容的人文精神。东莞历史文化悠久，人文荟萃，最先接触和吸纳外来文化的前沿地区之一，素有“吾粤中咽喉地”之称。明代以降，在莞籍文化名人和书画名家的深厚积累下，东莞成为了岭南艺术一方重镇，书画名家辈出，明代袁登道、王应华、张穆，清代梁涛、尹源进、范熙祥、黄友竹、张敬修、张嘉谟等，东莞画史有着一条清晰可见的发展脉络。晚清广东花鸟画地域风格的形成正发端于东莞可园，近代广东美术教育的萌发亦绕不开东莞可园。

可园是广东“四大名园”之一，张敬修以丰厚的财富，历时十多年修筑的一座雅致的古典园林。可园建筑格调雅朴、端方，环境清幽、览远，四季常绿，树木掩映，花色烂漫，鸟飞鱼跃，如诗如画，极富自然生趣。张嘉谟在可园附近修建道生园。可园、道生园为晚清东莞著名的园宅，集园林、人文之胜。

咸丰五年（1855），在广西服官已十载的张敬修，因浔城失守落职，次年返籍东莞。应张氏及其侄张嘉谟之邀，居巢、居廉分别在可园、道生园居住作画，以亦师亦友的身份在可园从事美术教学工作，利用优越的环境创作了大量的艺术精品。[1]

在“二居”的艺术生涯中，张敬修是起转折性作用的一个人物。张氏家族为东莞名门望族，是一个风雅的书香世家。东莞历来有造园的风气，张氏家族构造的可园、道生园，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优裕的物质条件，对居巢、居廉绘画艺术的成熟，对“居派”绘画风格的形成，有着关键性作用。在古代，豪门巨族往往领导艺术趣味上的潮流。作为居巢、居廉艺术上的保护人、赞助人，张敬修的文化认同和审美取向，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“二居”的画学选择。

可园时期，是“二居”将恽南田融合宋元绘画的思想和画风引入南粤本土，实现岭南花鸟画地域风格转向的一个重要时期。寓居可园的近十年，居巢画风脱尽前人烙印，渐臻成熟，既有工整秀逸一体，也不乏意笔潇洒之作，形成了个人的主流画风，艺术创作处于鼎盛时期。[2]居廉客居道生园时期，由于受到前人及居巢的影响较深，尚未完全形成个人的典型风格，画中流露出的文人画趣味颇为明显。[3]

从东莞返回故里第二年，居廉即在隔山修建了一座供自己作画与授徒的庭园。直至1904年谢世的近四十年，是居廉艺术创作最为旺盛、艺术成就最为斐然的时期。他将居巢融汇宋元传统、忠实于写生的画学观念和技法语汇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，扩大了观照自然的范围和深度，坚持“以造化为师”。[4]

在晚清的广东画坛，“二居”以一种强调“写形传神”和忠实于写生的方式，重建与大自然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。“二居”绘画的主题和风格语言，针对的是一个既往被视而不见，无法用有效的观念和技法从容诠释的活生生的岭南生命形态，所欲实现的是与其岭南本土审美经验相适应的、思想相契合的岭南本土绘画的价值形态。“二居”花鸟画大致有三点特色：一，强调“写形传神”，重视写生。居巢提倡“宋人骨法元人韵”，强调形神兼备，反对摹古弃形，恢复对宋人微观体物的精神的信仰，注重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，对景写生，将工笔与写意有机融合。二，独创撞水、撞粉技法。“二居”接承恽南田以来没骨花卉技法，依据岭南地域环境特性，创撞水、撞粉之法，在近代岭南画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在中国花鸟画技法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。三，拓展花鸟画表现视域，将岭南风物纳入花鸟画题材，形成岭南地域风格。“二居”描绘题材不局限在传统文人图普式的作画题材，开拓了花鸟画的表现疆域。

居巢、居廉迥异时流，放眼世界，“自改革”式革新花鸟画，强调观察自然，注重写生，其画学思想在广东百年花鸟画文脉中留下了清晰可见的印记，尤其在岭南画派的新国画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延伸和发展。晚清“二居”影响所及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湖南，追随者遍布粤中、闽南及桂东等地。居廉之后，代有传人，追随者众，他们不仅成为岭南艺坛主流，同时影响及至香港、澳门、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。

校对丨黄丽敏 赵德翰

初审丨慕容小红

复审丨张志峰

审定丨李志国